电影《三大队》海报
纪实文学《请转告局长，三大队任务完成了》，取材于真实事件，沉甸甸的文字赋予故事无可替代的冲击力。电影《三大队》以此为蓝本进一步扩充故事，讲述5人穿越7省，行程上万公里，只为追缉真凶，给未完结的旧案一个结果。三大队当年的一句“动”，终于在12年后迎来回响。
“四次别离”：一次重拾荣光的“英雄之旅”
约瑟夫·坎贝尔《千面英雄》从“神话-原型”的角度总结出一个不断被讲述的叙事模式，作者总结为“英雄之旅”。在文学、戏剧、电影作品中，英雄的故事被反复书写，他们被使命召唤、踏上冒险之旅、结识伙伴、历经考验，最后携宝物荣归。同样是讲述启程的故事，《三大队》书写的是一次孤独的“英雄之旅”。主人公结伴启程，却孤身归航，一路更是经历离别、流离、衰老。“失去”仿佛成了这段旅途的主旋律，人物像是在坎贝尔笔下的旅程上逆向而行。但是，正是这一段经历，让“脱冕”英雄重拾往日的荣耀。这种荣耀并非来自宝剑、勋章，而是来自每个人的内心。在追凶的路上，
《三大队》主人公并非英雄母题的典型演绎，甚至极力将英雄平凡化。恰是如此，扩充了“英雄之旅”的可能性，即使主人公不是身怀力量而生的神话主角，也非高举正义旗帜的骁勇骑士，但是他的抗争和执着求索，呼应了常人对理想品格的期许。程兵的故事令无数人触动，不仅是因为他完成了一件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让人看到了信念带给人的力量。这种信念锋芒夺目却又朴素至极。对于程队长而言，“把案子办好”是其理所应当的责任。召唤他启程的，并非冒险，而是使命。即使时移世易，物是人非，使命的羁绊依然能够召唤他开启一段未知的旅程。
“义固生于心”，程队长的“义”无需多言，故事中的每一次别离，都在确证它的可贵。在追凶的故事中，异己力量往往以藏匿的形式存在，主角却往往缺乏强大而持续的力量。那么，在“反派”缺位的情况下，主角与谁进行较量？电影《三大队》没有给程兵预设一名反派，而是给予他四种美好的“如果”。每一次挥别同伴，都是程兵摒弃固有想法的一种选择。马振坤为妻子而回归家庭，廖健想和孩子团圆，徐一舟珍视新的爱情，蔡彬迫于健康，四人退出的原因，原本也可以成为程兵放弃追凶的理由。每当同伴对程兵说出不得不离开的缘由时，其实也说出了程兵本可以选择的另一种生活。在别离中，程兵那份朴素的“义”被反复验证。
四位同伴挥别过往，向新的生活走去，而程兵，奔赴放不下的心结，割舍不去的遗憾，直至鬓发斑白，衣衫褴褛。就在身形日渐佝偻时，程兵离昔日“程队长”越来越近，对信念的执着让“脱冕”英雄找回属于自己的荣光。
“哀而不伤”：脱离歌颂和苦情的书写
这个孤身追凶的故事，始终弥漫着“悲剧”的审美意味。审美范畴中的“悲剧”不在于结局圆满与否，而是源于其冲突带来的审美意味。尼采用“形而上的慰藉”来阐释悲剧的审美意义，其落点不在于毁灭，而在于悲剧令人感受到“生命仍是坚不可摧且充满欢乐的”。程兵因过失，承受了本不应遭受的厄运，从而付出了沉重代价，引人惋惜。
程兵的命运转折令人唏嘘，《三大队》用克制的态度将他的故事打磨出现实主义质感，既没有歌颂他的不凡，也没有渲染苦难。追凶的历程本可以选择商业化的叙事风格，用类型化的技法雕琢惊心动魄的追凶经过、人物身份转变带来的种种落差，也可以把苦难描绘得更加细致。但《三大队》选择了平和的表达，释放原故事原本就具有粗粝而切实的力量。电影的力量不是来自歌颂与苦情，而是来自沉甸甸的现实。如尼采的生命哲学所说，“斗争、痛苦、万象的毁灭”恒定存在。程兵也是有挣扎、有彷徨的平凡人，只是，他以平凡人的身份，与“不可能”抗争。利刃在时间的消磨中生锈，但它依然是利刃。
原型故事的冲击力，在于让人们看到现实中的平凡人执着地完成了一件难以完成的事。《三大队》将程兵设置于现实情境，用生活的质感还原故事的冲击力。电影的人物塑造、情节设计和场景美术均营造出生活化的质感，夜市的烧烤摊、半旧的衣服、春节时的水饺，生活的横截面在电影中流动，让人物熟悉得像身边的朋友，继而建立起故事与观众的联结。
只是，电影《三大队》讲出了程兵的故事，却忽略了对其精神世界的追问。追凶的这些年里，是什么支撑着他的行动？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会想些什么？原著在程兵的心路历程方面留下空白，电影却未能填补这份空白。故事没有留出描绘心灵图景的笔墨，也没有找到支撑人物精神世界的核心意象，聚焦于形而下的讲述，忽视了对形而上的探求。在经典作品中，留有余味的往往是那些触动心灵的意象，如《小城之春》的断井颓垣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彼岸闪烁的绿光，《乡愁》薄雾中的身影，故事之外的意蕴常常比故事本身更为深邃动人。
总而言之，电影《三大队》用平实的笔触保留了原型故事中真切而闪耀的动人力量。程兵用朴素的“义”寻回了属于“三大队”的荣耀，完成了属于“程队长”的担当，为“三大队”的使命画上粗涩而锃亮的句号。（作者：彭小纯）
